藏学在中国
2004/06/15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从远古时起,西藏人民就开始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劳动生活,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西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统一的由56个民族组成的祖国大家庭的重要一员,西藏民族一直与国内其他兄弟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相互学习帮助,共同谱写中华民族的文明史。长期以来,西藏民族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在许多方面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特征;同时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历史变迁等诸多因素影响,西藏民族的文化又有着自己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浓郁的民族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门研究藏族形成、发展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问题的综合性科学——中国藏学逐渐发展成熟,跻身于中华民族学术之林,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瞩目。  
   
    中国藏学源远流长。古代藏族学者纪录、研究本地区、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藏文古籍卷帙浩繁。其数量之多,在中国各民族文字古文献中,仅次于汉文文献而居第1位。距今约2000年前秦汉时期的汉文文献中,关于青藏高原上人类活动的记载时有所见。此后,特别是隋唐以来,历代的官修史书、方志、档案和各类私家著述中反映藏族及其历史文化的汉文文献越来越多,内容也十分丰富。此外,蒙文、满文等文字记述的有关历史资料也很可观。所有这些文献资料,反映了藏族历史文化发生、发展的轨迹,及其与国内各兄弟民族的密切联系,构成了传统藏学的巨大宝库,是研究藏学的宝贵资料。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势力从各个方面越来越深地侵入中国,西藏与祖国的其他省区一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利用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两次悍然出兵入侵西藏;以后,又利用1911年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爆发后中国中央政府一时无暇西顾之机,企图策划“西藏独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期间,沙皇俄国也进行了一系列分裂西藏的阴谋活动。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英勇抵抗。富于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各族知识分子出于报国之心,把视线更多地投向因帝国主义侵略而动荡不安的西藏,认真研究西藏问题,筹谋治藏安边之策。他们或不畏艰难险阻深入藏区实地考察,或埋首书搜集整理文献资料,撰写了大量藏学论著。据初步统计,从1911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出版的有关西藏的著作不下四五百种,涵盖西藏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经济、教育、地理、民俗等诸领域。这些著作大多资料丰富,论述透辟,其中不乏现代藏学的奠基之作。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藏学事业的发展受到种种不利条件的严重制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的保护给予高度重视,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因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51年,西藏获得和平解放,中央文委、中国科学院即派出有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参加的科学工作队,对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状况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查,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中央人民政府制订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958年,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组织了70人左右的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专家学者紧密合作,对西藏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们走遍包括昌都、拉萨、山南、曰喀则、那曲等在内的西藏大部分地区,获得了包括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古人类学等学科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国内藏学界的专家学者还对历史遗存的藏学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不仅界定了西藏的社会性质,为后来进行的民主改革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而且为新中国藏学研究积累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奠定了初步研究基础。  
   
    1959年,西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平息了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彻底废除了旧西藏上层僧侣、贵族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为西藏的民主改革清除了阻力。从此,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得解放,成为新西藏的主人。西藏社会的这一历史性飞跃,为藏学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同时也向藏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即继承和发扬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奋斗。  
   
    平叛改革后,西藏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建设的高潮随之到来。这时,藏学工作者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大力开展民族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1959年成立的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采取有效措施,妥善保护各种文献古籍,修缮了剖分历史古迹,搜集、整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历史文物和大量文献档案资料。1960年,西藏自治区等各委民会正式公布了西藏第一批共21个文物保护单位,其中9个属于国务院后来公布的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与此同时,发掘保护藏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工作也普遍展开,收集、整理了大量藏族民间音乐和舞蹈资料;整理、改编了一批藏戏传统剧目;民间广泛流传的民歌、民谣、寓言、神活传说和民间故事,也分别汇编整理成册,并对这些民间文学艺术遗产开展了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还先后举办了5个佛学研究班,着手整理浩如烟海的西藏佛教经典。  
   
    从1951年到1966年,中国藏族界人士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税累了丰富的科研资料外,还培养了一批藏学专门人才,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为全面深人地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可惜的是,新中园的藏学研究事业起步不久,就没生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藏学研究事业也未能幸免。但是,有关单位的许多干部群众仍坚守工作岗位,妥善地保护了大量文物古迹和古籍文献;不少藏学研究人民在困难的条件下并没有中断自己的业务工作。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布达拉宫、大昭寺等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宝库得以保全,免遭劫难。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落实民族、宗教、知识分子等政策,许多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打击迫害的各族专家学者得到解放,重新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中国的藏学研究事业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近十几年来,中国藏学事业迅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藏学研究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了促进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加强对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十分重视藏学研究工作。五六十年代,就在北京、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等省市自治区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政府部门组建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1978年后,国家投入更多力量,充实了原有的藏学研究队伍,还创建了一批新的研究机构。目前,这类研究机构共有50余家。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是西藏最大的综合性藏学研究机构。该院从1978年起开始筹建,于1985年8月5日正式成立。目前,该院下属民族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语言文字研究所、资料情报研究所,以及藏文古籍出版社、《西藏研究》杂志社等机构。该院现在科研人员100多人,先后承担了近百项课题的研究任务,其中许多是国家或自治区的重点项目。西藏民族学院,是在西藏公学的基础上于1965年创建的,校址在陕西省咸阳市。它是西藏自治区最早建立的一所以文科为主的高等学校,现有教职工约600人。几十年来,西藏民族学院除为西藏自治区培养了上万名各级各类专业人才外,还开展了以藏学研究为中心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西藏大学校址在拉萨,1985年正式成立,是目前区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现有教师30O余人。该校除为西藏自治区的经济文化建没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外,也在许多专业领域开展藏学研究。
   
    除上述综合性的研究机构外,西藏自治区还建立了数量更多的、单科性的藏学专业研究机构,如自治区教育科技委员会民族教育研究所、自治区文化厅西藏艺术研究所、自治区藏医院藏医天文历算研究所、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医学科学研究所、自治区《拉萨尔王传》抢救工作办公室、拉萨市志办公室、自治区和拉萨市两级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自治区档案馆和考古队等。此外,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一些职能业务部门以及西藏农牧学院等,也普遍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  
   
    为了适应西藏经济建没的需要,自治区还建立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下设农牧业经济研究室、财政金融研究室、经济信息研究室、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室、社会发展咨洵研究室等业务部门。该中心的科研人品正在从西藏的实际出发,为加快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没的步伐出谋划策。  
   
    首都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以人才密集、资料丰富、信息快捷著称,具有发展藏学的许多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便开始建立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经过40多年的发展调整,现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语研究组、藏族史研究组和藏族农奴制研究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藏族文学研究室和全国“格萨尔史诗”研究领导小组;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和民族语言一系(蒙、藏、朝文系);北京图书馆兄弟民族部藏文组;北京民族图书馆藏文部等。这些机构荟萃了许多著名的藏学专家,有许多影响重大的科研成果问世。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帮助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于1986年在北京成立。中心下设历史宗教所、经济文化所、文献所(包括图书馆)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包括《中国藏学》杂志社)等机构,共130余人。中心成立以来,不但承担了若干重大研究课题,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而且担负起组织、协调全国藏学研究和对外学术交流的工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被视为中国藏学研究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自1986年以来,国家先后投资数干万元用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建没。到1995年底,设施齐全、功能先进、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大楼将屹立在北京北郊亚运村东侧。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在中国分布有一定数量藏族人口的四川、青海、廿肃、云南等省也建立了一批藏学研究机构。其中较著名的有:四川藏学研究所、四川藏学书院、四川外语学院国外藏学研究中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学研究室、西南民族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学研究室、民族研究室和民族语言研究所藏语研究室、四川大学历史研究所;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青海省文联《格萨尔史诗》研究所;甘肃省藏学研究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迪庆藏学研究所等。这些机构的科研人员从本省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发挥自身优势,取得了许多具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在推动所在省区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以上介绍的藏学研究机构外,在中国的不少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中也有不少研究室、课题组或个人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无论藏区还是内地都没有一处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  
   
    藏学研究队伍
   
    在旧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在困难的条件下研究藏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为了振兴藏学,着手把瓢零星散的各族藏学专家吸收、聘任、选调到藏学研究机构中来,并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
   
    中国政府于1951年6月在北京创办了中央民族学院。学院没置的第一个专门就是藏语文专业。当时,从全国各大学抽调了一批有力的青年人入校培训,新中国藏学研究队伍的培养工作就此迈开了第一步。这些青年学生在老一代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下,大多成为藏学研究、教学、编译、出版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6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央民族学院开办了古藏文研究班,延聘藏族名师授课,进行藏学的语文、历史、宗教、哲学、医学、天文等多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从这个研究班毕业的学生很多成为高级藏学人才。与此同时,西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等高等学府在培养藏学人才方面也做出了很大成绩。  
   
    1978年以后,全国有近百名藏学研究生学成毕业,其中半数以上是藏族。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本科生、专科生。他们中的许多人源源不断地回入到藏学研究的队伍中来。这些中青年学者不囿旧说,发表了高水平的学术论著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中国藏学研究进入了继往开来的新局面。
   
    文物考古工作
   
    在旧西藏,文物考古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只有一些抱着不同目的的外国传教士、商人、探险家和学者对少数地面文物进行过调查,但支离破碎,不成系统。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科学工作者才开始对西藏进行有计划的文物考察。  
   
    1959年西藏开始创设文物管理机构。196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60年代初期,西藏文物工作者分赴各地,调查、征集到数万件失散文物,其中有举世罕见的贝叶经有西藏绘画艺术的瑰宝珍珠唐卡,还有丰富多彩的民族宗教器具。关于贝叶经的普查工作尤为引人注目。
   
    贝叶经是一种用梵文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经书,源自印度,因不易保存,现存世品极少。由于西藏特殊的自然条件,至今仍保存有不少贝叶经,是极为珍贵的文物。贝叶经的搜集、整理、研究,对研究佛教和古代南亚地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普查发现的文物中还有元明以来历代中央政府敕封西藏地方官员的封诰、诏敕、印鉴、金册、匾额,清朝康熙、乾隆皇帝在拉萨等地修建的石碑,以及乾隆皇帝颁赐的、确定达赖转世灵童身份的抽签用的金本巴瓶等,还有历代西藏地方政权和地方首领上呈中央的奏折、文件、信函等。这些文物不可辩驳地说明西藏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中央政府从很久以来一直行使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管辖。
   
    从60年代初开始,文物管理部门还对西藏全区的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古石碑、摩崖石刻等进行调查,基本摸清了全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对象。目前,西藏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大昭寺、布达拉宫、甘丹寺、萨迦寺、扎什伦布寺、昌珠寺、藏王墓、古格王国遗址、哲蚌寺、色拉寺、贸布林卡、夏鲁寺、江孜宗山抗英遗址共13处,还有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1处。国家每年都要拨出大批存款和稀有、珍贵材料,用于这些文物保护单位的维护和修缮。198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全面维修闻名中外的布达拉宫,由国务委员李铁映任维修工程小组组长,计划拨款350O万元(约合402.3美元),至1992年又追加到530O万元(约合609.2万美元)。这项举世瞩目的维修工程耗资之大,在中国古建筑维修工程史上是创纪录的。1994年8月,布达拉宫维修工程胜利竣工。
   
    截至80年代末,西藏考古工作者在全区共发现旧石器地点5处,细石器地点30余处,新石器地点和遗址20余处。此外,在山南、那曲、拉萨等地发现吐蕃时期古墓葬群20余处,墓葬约2000座。  
   
    1978年至1979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了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卡若遗址,实物遗存丰富,文化特征明显,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认为对研究西藏的原始文化具有划时代意义,预示着西藏高原考古挖掘的广阔前景。1984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拉萨北部曲贡附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证明,这是继昌都卡若遗址之后又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搜集整理工作
   
    藏族历史悠久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征。50年代,藏汉族文化艺术工作者就开始这方面的发掘、搜集和整理工作,结集出版的有《西藏民间故事》等。  
   
    198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藏族有古老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学、艺术遗产丰富多彩,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要十分尊重和科学继承、发展民族的文化、艺术,保护历史文物古迹。”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广泛流传在民间的音乐、舞蹈、藏戏、民歌、民谣、格言、寓言、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截止到1992年底,全自治区共整理出上亿字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民间文学艺术资料本,已经和将要出版的有《西藏民间故事集成》、《西藏歌谣集成》、《西藏谚语集成》、《西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民间器乐曲集成》、《西藏戏曲志》、《西藏曲艺志》等大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丛书,全面有效地抢救保护了民族文化遗产。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格萨尔王传》是藏族民间说唱体英雄史诗,篇幅宏大,内容丰富,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它讲的是以格萨尔王为首的一群英雄同人民一道,英勇机智地与恶势力进行斗争的故事,反映了古代藏族社会的战争、生产、生活、民族、宗教、道德、爰情、家庭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古代藏族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学术价值,为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美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长期以来,《格萨尔王传》主要以芝人口头说唱的方式流传,有失传湮没的危险。因此,从50年代起,国家就在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区组织力量进行这部史诗的抢救工作。1978年以后,《格萨尔王传》被列为“六五”和“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这部史诗流传的省区均建立了专门的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相互配合,共同开展《格萨尔王传》的挖掘、收集、录音、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并举办学术研讨会、民间艺人演唱会等活动。仅西藏自治区一地,以1978年起的10年里,就通过普查收集到不同目录的说唱版本180多个,收集到木刻本、手抄本、油印本55种共83部;整理出的目录,有首部7部、18大宗、149小宗,共174部;录制艺人口共头说唱录音70部,磁带3000多盘;并发现民间传说的格萨尔遗址多处,“格萨尔实物”11件,格萨尔民间传说30多条。预计能整理出80部书,共约100万诗行,1500万字。目前已经出版了20余部书。此外,集中反映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格萨尔研究成果的《格萨尔集成》最近已出版问世。
   
    藏学古籍文献出版事业
   
    中国各民族文字的藏学古籍文献浩如烟海,难以计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中国有些学者曾设想系统地整理藏学古籍文献,并为此进行了努力,终因不具备必要的条件而未能如愿。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中央和地方各有关研究机构、出版部门花了很大气力进行藏学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出版工作。据统汁,截至80年代末,全国各地公开出版的藏文古籍200余种,累计达上百万册。其中既有《青史》、《红史》、《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朗氏宗谱》、《萨迦世系史》等一批历史名著,也有宗教、文学、诗歌、文艺理论、语法等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四部医典》、《历算派典》等科技文献也整理出版。  
     
    除了藏文原著,还选编出版了一批藏文史料集,如《西藏历代公文档案选》、《西藏历代法规选编》、《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等,分别收录了仅见存于藏文史籍的历代重要历史文献。  
   
    《中华大藏经》包括《甘珠尔》(藏语部)和《丹珠尔》(论释部)两部分,是传统藏学的百科全书。1987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成都设立了大藏经对勘局,将多种版本的《大藏经(丹珠尔)》进行比较校勘,以出版整部16开精装本158册的权威性《大藏坚》对勘本,与已出版汉文《中华大藏经》珠朕璧合。目前,这项宏大的工程正在进行中,首卷将于年内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整理、出版藏文古籍的同时,汉文藏学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经出版的汉文古籍文献上起隋唐,下迄民国,有一两百种,印教上百万册,包括实录、档案、奏牍、方略、方志、游记、笔记、日记等,其中不少是十分罕见,甚至濒于失传的孤本、善本、手稿。《全唐文全唐待吐蕃史料》、《通鉴吐蕃史料》、《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西藏奏疏》、《清末川滇边务档案资料》、《民元藏事电稿》、《十三世达赖纸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黄慕松、昊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等均为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
   
    经过藏、汉等各民族学者的亲密合作与共同努力,藏、汉文藏学古籍的互译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  
   
    各类藏、汉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意义重大。它不但为今人研究藏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为揭穿“西藏独立”的阴谋,维护祖国统一,拿出了确凿有力的证据,同时也保护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关人士为此专门撰文评说道,在旧西藏,许多珍贵著作仅有一两部手写本,即使印制木刻版,其流传范围也十分狭小。近代西藏地方政府,则将历史文献封存于秘密暗房,普通人难以自由浏览翻阅。数百年来被禁锢、埋没、鲜为人知的藏文典籍,只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才第一次有了各神装帧精美的铅印本,得以广泛出版发行,重新回到藏族人民手中。  
   
    藏学研究的学术成果
   
    前面曾经说过,从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藏学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一两千年前。但是,现代的、科学意义的藏学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确立的。新中国藏学与传统藏学的根本区别在于,首先,新中国的藏学工作者是运用现代的科学理论方法分析、研究藏族及其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把藏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次,新中国的藏学研究突破了传统藏学大五明(即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和内明)和小五明(即诗词、词藻、韵律、戏曲和历算)的范畴,发展为对藏族及其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研究,包括政治、经济、民族、历史、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法律、制度、教育、考古、民俗、医药、历算、工艺技木等等。其中主要是社合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的某些内容,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体系。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新中国藏学研究工作者在上述诸多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逐一介绍,这里只能作一简要的说明。  
   
    据粗略统汁,近40多年来,中国藏学界人士撰写的论文、文章约有五六干篇。其中有些发表在《中国藏学》、《西藏研究》、《中国西藏》、《国外藏学动态》、《西藏社会发展研究》、《雪域文化》、《西藏艺术研究》、《西藏教育》、《西藏佛教》等藏学刊物上;国内许多相关的学术刊物、报纸也为藏学论文提供发表的园地;另外还有一些藏学论文专门结集出版。
   
    中国藏学界的专家学者撰写并出版的各类学术专著数以百汁,蔚为大现。《西藏通史》、《藏族简史》、《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蒙藏关系史略》、《清政府与喇嘛教》、《达赖喇嘛传》、《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西藏革命史》、《西藏封建农奴制形态》、《西藏宗教史》、《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藏族文学史》、《藏语简志》、《汉藏语言概论》、《当代中国的西藏》、《西藏:非典型二元化结构下的发展改革》等著作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了藏学研究有关领域的问题。此外,还有几十种词典、书目等工具书问世。其中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已故张怡逊教授主编,有近六十位藏学专家参加编写的《藏汉大辞典》。这部辞典藏汉语双解,收词目5.3万余条,300多万字,是国内外收词目最多、部头最大、有很高学术份值和使用价值的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藏汉大辞典》出版后,受到国内外藏学界一致好评,被誉为“藏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国内外学术交流
   
    为了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中国各藏学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经常进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每年都要举行几次规模不等的藏学学术会议,经常举办各种专题的讲座、研讨班、进修班,互派访问学者,并就若干重大科研项目开展合作研究。  
   
    1980年以来,中国藏学界的对外学术交流日益活跃,凡是国外举行的国际性藏学会议,几乎都有中国藏学家参加;中国藏学家还经常应邀到国外进行学术考察、访问、讲学和合作研究。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藏学家来到中国,参加各种学术活功。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就接待了几百人次的外国学者和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国外进修生、留学生来华学习深造。近年来,中国藏学界在北京、拉萨等地召开多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有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印度、蒙古、捷克、前苏联等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藏学家应邀到会。一些国外学者的著作也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发行。中国的一些藏学研究机构还与国外学术机构签订了合作和交流的协议,使国际学术交流正规化、经常化。通过上述活动,增进了国内外同行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了藏学事业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中国政府对外开放政策指引下,中国藏学界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将会在更为宽广的领域持续、顺利地发展下去。
   
    在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作者高兴地获悉,在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即将出版《藏学书目》一书。这部用藏、汉、英文出版的大型工具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中国藏学界的学术成果。人们只需翻阅此书,就会对新中国为保持藏族历史文化遗产,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藏学研究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亦可弥补本文的疏漏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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